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自我反省了一下,是不是在很久不写博之后突然的装B一下,考虑的结果是该装b的时候还是要装b的。
尽管近几年来值得愤青和伪愤青们感慨悲伤义愤填膺怒其不争的事情越来越多,但现实往往都缺少一种具有讽刺感的幽默,随着这个社会越来越离经叛道,这种荒诞的幽默感终于姗姗的来了,如往常媒体报道的那样,人民群众在缓慢却坚定的潜移默化中终于真正的感觉到“对日常生活影响不大”了。
作为信心仍然慢慢相信未来仍然光明却越来越看不到明天的80后的一员,我时常觉得自己已经对周围的事情提不起太大的兴趣来,因此慷慨激昂以天下为己任的事情最好是多留给90后们做一些,虽然他们大部分应该对此毫无兴趣。
举起道德的旗帜居高临下的陟罚臧否显然应该是主流媒体做的事情,而我们最多也只能荣幸的陪着做一回好逸恶劳坐等啃老的反面典型,于是当我发现一个成年男子居然能够在派出所的羁押室内用纸币开手铐用鞋带自杀而主流媒体毫无反应之后,禁不住要怀疑自己的评判体系和价值观是否出现了问题,鉴于此类事件在最近一个相对密集的时间内反复发生,我很无聊的了解了一下来龙去脉,如果你能挖坟一样的看到这篇文章,请自行百度 云南 邢鲲。说老实话我对于一个惯窃遭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一点儿都不关心,这是来自于我对我专政机构强大的执行能力的信心,让我觉得惊讶的是专政了之后发生的事情,专政机构的专家们竟然连大脑都不动就编出了一个关于寂寞的囚犯在监控镜头的盲区里孤独的画圈圈,然后用私藏的纸币打开了手铐继续用私藏的鞋带在一个125厘米高的地方寂寞的吊死了的故事,故事的关键还在于专家们竟然在第一时间没能在现场找到用于自缢的工具就得出了自缢的结论,难道一个上吊自杀的人脖子上不应该有一根绳子之类的东西么,这完全颠覆了我对于吊死鬼的根深蒂固的印象,难道这根上吊的绳子是像相关系数一样被回归出来的不成,秩序在这里第一次失去了用处,虽然我没有进过派出所,但是按照常识来说,被羁押的人似乎之前都会经过很彻底的检查,专政机构会暂时或者永久的替进去的人保管一些可能让人联想起或者联系到外部世界的东西,为啥会放过罪大恶极的纸币和两根长约170厘米足以吊死人的长绳呢,金钱产生罪恶而长绳可以用来挟持专政人员的啊,还有一个从来都没出现过的好友给一个千里之外莫名其妙没见过面得网友打了一个关于牛奶和面包的电话,这情节怎么看怎么像《
百年孤独》里的事儿,不真实中隐隐约约的透出那么点儿真实来。言之者凿凿,怀疑者寥寥,公权力的膨胀尽管意味着民众有可能被暴政,但依稀尚存一丁点儿希望,中国人向来都是盼望明君的,骨子里希望有那么一个强权出现规规矩矩的约束好大伙儿都做个顺民,问题是公权力膨胀似乎并不是伴随着秩序的严格,而是伴随着秩序的缺失。暴力政治引导着暴力经济席卷全国,很难让人产生足够的希望,依稀还记得最初发现了贪污几千万的官员,觉得触目惊心,到了今天发现揪出来一个贪污几千万的官员觉得近乎于清官,社会秩序的底线一再被向下拉齐,前一天高居主席台上侃侃而谈的领导转眼间成了经济犯罪的阶下囚,太阳照常升起,体系照常运转,甚至连人员都不曾改变,是该欢欣我们的体制如此的完备可以不依赖任何人,还是应该感叹司空见惯谁都有翻船的一天。
写到这里话似乎只说了一半,秩序的缺失远远不是国家标准按照公斤和最高时速定个公里数就能够重建这么简单,凡是总有原因,傍晚的时候看到杨玉良先生的访谈,有一句话说的好,为什么社会富裕了学术的水平却下降了?换句话说,为什么社会的一部分富裕了而精神上的追求越没有了?为什么财富能够蚕食剩余的道德?六六在关于蜗居的评论里曲线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见证了太多的黑暗,以及伴随着黑暗积累起来的财富,还有对这种财富不加掩饰的赞誉和褒扬,没有人在乎如何立身行事,越来越多的人只是追求现时的结果,因此大街上90%的女人喜欢宋思明,宁愿做一个被养起来的波斯猫,自尊自爱自重自立这些词汇与贫穷困苦艰难拮据仅仅的联系在一起,简单的感叹金钱取代了道德了位置似乎并不合适,因为往往金钱也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至于那些人到底要什么,说到底我也不知道,因为这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也或者说,我还毫无希望的处在社会的底层,因而无法理解上流人的想法。那些生死与共相扶相携的内涵被翻译成了愿意花多少钱愿意付出多少,全然不顾这种付出背后的责任和价值,不择手段的取得自己想要的女人活着男人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哪怕这样做破坏了别人的家庭,为了获取更好的生活而见异思迁被认是一直奋斗向上努力的合情合理,也不去说是不是弃家别子。
经济增长带来的浮躁已经演化成了社会性的迷失和繁乱,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中国制造的质量,中国的纸币可以打开手铐,中国制造的鞋带可以用来上吊,幸而这些没有被放进那则形象广告里。
花了半个多小时发牢骚,洗澡看书睡觉了,地球依然在转,依然是充满希望的今天和无望的明天交替而来,也许这就是每个人都要经过的。